1595年（神宗万历二十三年），陕西茶马史李楠发现有很多私运湖南茶，对征运川，陕生产的黑茶构成威胁。“中茶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番族利私茶之贱，不肯纳马”，因此上书请禁湖茶，《神宗实录》记户部复李楠议云：“按茶课番中马，其法甚善。奸商利湖南之贱，逾境私贩，番族享私茶之利，无意纳马，而茶法，马政两弊矣。今宜行巡茶御史面商报引，先为晓谕，愿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通行禁止，至产茶洲县设立官店，官牙，引商到店纳课，茶户依估还商，牙保装前茶运赴紫阳坊告府盘验，则夹带绝矣。”李楠之议获准。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御史徐侨又上书请仍行湖茶，其原因是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平，又汉中，保宁不尽产茶，而西、紫通已仅足小引食用。湖茶之行，原与汉中无妨。汉茶味甘，煎熬易薄，湖茶味苦，酥酪相宜，湖茶之行于番，情亦便，然湖茶可行而假者不可不禁：塞假茶之源，在于宝庆，新化互置号单，比对数目，付商收置，委廉能官于诸商起运时盘验；清假茶之流，在于紫阳茶坊，令府县官一员亲验真正方许发（放）。”户部题复“折衷二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引先给汉川，完日方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听于湖南引内处补”。从此（1597年始）湖南之茶得到朝廷认可，正式进入茶马交易，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