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面对主要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传染病，医学的对策是以化学药、抗菌素等以杀伤各种微生物为对象的治疗。由于人们在以这种医学模式控制传染病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就很自然地将这一模式延伸到癌症的防治，治疗的重点也是针对局部肿瘤的消除。因此，作为癌症治疗的三大有效手段，不论是手术、化疗、放疗均取得长足的进展，使癌症治疗的疗效有相当程度的提高。

直至上世纪的后20年，人们开始对取得癌症的可能根治或部分缓解，但须以降低生活质量，而且可能并不显著延长生命为代价的治疗方法提出了质疑，从而探索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法，并在实践中深化了这种认识，使人们对癌症的治疗逐渐发生了观念性的改变，各种适度的外科治疗或微创手术的问世，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根治术。各种靶向治疗的涌现使肿瘤的化疗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三维立体定位放疗技术的推出，也使癌症的放疗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但即使如此，癌症作为一种严重危害人们生命的疾病，不论其发病率或死亡率仍有升无减。

何以会如此?人们在认真地总结上世纪的经验后，不得不承认在与癌症做斗争的过程中犯了战略性错误。癌症不同于微生物引起的各种传染病，是一多基因改变的疾病，因此就不能采用以治疗为主的医学手段去对待。众所周知，癌症之所以令人生畏，无非是多发而难治，所以抗癌之策应反其道而行之，将“多发”变为“少发”，“难冶”成为“易治”。而欲达此目的，唯一之良策便是“预防”。通过各种预防措施使其不发病，抑或在发病之后，在其发生浸润或转移之前即被早期发现，予以及时治疗，岂非易治，也即是肿瘤的一、二级预防。如此将概念延伸，在癌症得到根治后，为了防止其复发或转移也可列入预防之范畴内，则癌症的预防就越显其重要了。

回顾近半世纪来，传统医学在肿瘤防治中的战略地位，也需随整个癌症防治策略转变而予以调整。长期以来将中医中药定位于药物治疗的一种，而且不恰当地将中药治疗与化学治疗相攀比，也要求完全缓解与部分缓解的所谓有效率，岂不是以中医之短与西医之长相比较，以致长期以来传统医学似乎主要定位于中西结合治疗或预防西医三大治疗方法的合并症，以减少血象下降、呕吐、腹泻、肝功受损等等的副作用，或当患者病情进入晚期，无法再施以西医三大治疗时，退而采用中医中药，简而言之，在癌症的治疗中传统医学只能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

然而，现今癌症的防治已发生“以防为主”及“以人为本”的观念性改变，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所谓的对肿瘤有效率，其实未必就能反映患者的临床利益。如长期带瘤生存，虽然有效率不高，但有较好的生活质量，未尝不是患者的福音。因此，肿瘤的进展时间及无进展生存就能更好的反映患者的利益，而中药作为植物药，具有这种细胞稳定性药物的特点。从这观点出发，传统医学在癌症防治中的战略地位势必也将随之而异。缘因治“有形’之瘤，固非传统医学之所长，但对预防尚未“成形”之瘤的发生及瘤已被根治后的复发，或与癌共处、带瘤生存，则传统医学应用有其用武之地，且有可能跃居主角之位。传统医学的特点是以“人”为本的整体观点，以调整阴阳的辨证施治为其核心，在广大群众中，早就有“急病看西医，慢病找郎中”的传统认识。而癌症的发生又有一漫长的从致癌物参与人体代谢、癌症的启动、促进、DNA损伤、修复然后进入癌前病变的阶段。而从癌前病变细胞的非典型增生发展成原位癌，再从原位癌发展成具有浸润或转移能力的进展期癌，约需2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漫长的发展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治疗空间，或阻断其发展，或使其逆转在癌瘤尚未“成形”之前，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这将有可能成为传统医学在癌症防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遗憾的是过去对此认识不够，以致尚乏有说服力的资料及经验。其次，传统医学尚应致力于当肿瘤已被手术或放疗根治，或化疗完全缓解后，防止其复发或转移巩固其疗效。总之，在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中，有传统医学一席之地，而不应局限于现今减少放化疗的并发症或已不可治愈的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